帕维奇则更喜欢仰面躺在床上写作，与安德里奇的时代不同，帕维奇经历了强大的南斯拉夫终于再次崩溃的过程。贝尔格莱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院落里，还有一家咖啡馆，散漫地放着木头桌椅，墙上挂着黑板，只在墙角安放着一座希腊年轻男子的石像，大卫式的胸肌，谛听般微微侧着俊美的面庞。在房间的另一边角落，安放着另一座年轻女子站立的躯体雕像，苗条的裸体微微扭动了腰肢，好像一句承诺。这应该就是帕维奇先生常去的那家咖啡馆。
他的办公室就在大学建筑的楼上，长期以来他都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哲学教授，研究巴洛克时代的哲学。他同时创作文学作品，小说，历史故事，诗歌和剧本，但直到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六年后，帕维奇才得以发表第一部诗集《羊皮纸》。与安德里奇不一样，帕维奇轻轻放过了与奥斯曼的各种纠葛，轻盈地将自己连接在塞尔柱大军还在孔亚附近征战的年代：东罗马帝国的时代，甚至更早的罗马帝国时代。公元前的贝尔加蒙王国文明灿烂，它鼎盛的时代，诞生了与古埃及的莎草纸相应的羊皮纸。
世界这样丰美，要不是为了帕维奇的长篇小说《哈扎尔辞典》，也许我不会来贝尔格莱德。1982年，帕维奇从诺维萨德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的职位上离开，来到他当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贝尔格莱德大学担任教授。他带着写到一半的《哈扎尔辞典》，回到出生的城市。那时，南斯拉夫时局开始动荡，联盟分裂的阴影越来越浓。1983年，《哈扎尔辞典》在离大学只有一个街口的PROSVETA出版社出版在即，帕维奇去到书店楼上的编辑部看最后的校样，现在他工作时用的房间还在原处，他摊开校样的桌子也在原处。那里还竖立了一帧小油画，画的是安德里奇作为出版社编辑委员会主席在此开会时的情形。
我到达的那一年，在楼下遇到了最新一任总编辑米兰科维奇先生。他曾与安德里奇同住在一条街上，小时候看着安德里奇在树影里缓缓走去莫斯科咖啡馆吃点心，却从不敢招呼这个名人。
米先生的父亲是早期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却因为党内斗争，在1949年被关入古拉格劳动改造营，一个名叫裸岛的地方。米先生在外婆家长大，因为母亲无法养活自己的儿子们，于是将他们带去了多瑙河边一个罗马时代的古老小城。在他童年时代，他的父亲只是一张从裸岛寄来的写着密密麻麻小字的明信片。但是，当我现在与米先生谈起来，在他经历了南斯拉夫解体的痛苦，经历了国家命运对个人生活的深刻影响，经历了不亚于他父亲当年所经历的一切之后，他仍将安德里奇时代的南斯拉夫称为“那个幸福的国家”。
“真的对你个人来说也是幸福的吗？”我不能十分肯定。但米先生肯定地说：“是的。”
如今，他不仅是这家塞尔维亚最古老出版社和书店的护卫者，也是普林西普传记的作者，更是普林西普海报的发行人。他还是2014年塞尔维亚语《毛主席语录》的再版者。他在新版塞尔维亚语《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选择了毛泽东在1956年写的一段语录：“2001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他将塞尔维亚语的毛主席语录赠送给我，并说：“你看，你的国家真的做到了。”
安德里奇与帕维奇，这两个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作家也生活在最近一次巴尔干的起伏之中。与安德里奇相比，帕维奇对塞尔维亚历史与现状的看法要丰富和含混许多，我想这正是帕维奇不得不采用迷宫式结构和超现实写法的出发点。安德里奇写奥斯曼血贡制度下，那些塞尔维亚青年深刻的身份危机，这也是一种历史带来的绝境。但比起安德里奇描绘的绝境，帕维奇对塞尔维亚历史的认知要更复杂，更悲哀，更独立无援。
沿着当年安德里奇散步的路线，我经过几座灯光黯淡、墙上贴满各种花里胡哨海报的人行过街地道，来到米哈伊洛大公街。这条街通往共和广场，广场上竖立着骑马的米哈伊洛·奥布雷诺维奇大公青铜像，大公像后就是国家博物馆，据说它是1999年被北约炸坏的。这座红砖的建筑至今都被脚手架包着。米哈伊洛大公街两边都是些带有铸铁阳台和高大白色窗子的老公寓，底楼拱形门厅天棚的中央，用粗大的黑色链子吊着沉重的玻璃吊灯，令人想起维也纳老城。广场中央的喷泉也哗哗地喷着水，西风吹了一夜，将喷泉里的水都吹到水池外，街道上全都湿漉漉的。
DERETA书店里设有米洛拉德·帕维奇着作专柜，塞尔维亚版的《哈扎尔辞典》封面不如中文版的精致好看，但确实有种货真价实的本土生命力，就好像一个人穿了与他精神气质最吻合的衣裳所显现出来的自在。一团浓黑的夜色里，书店橱窗显得格外明亮，散发着书店安宁而矜持的气息，一切似乎都还停留在九十年代初。甚至更早，编辑们在书店深处的职员区里会见作者，那里放着一对杏黄色的旧沙发椅，以及一张宽大的旧写字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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