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东正教牧首并未搬离伊斯坦布尔，主堂和牧首宅邸仍留在伊斯坦布尔五百年，直至今日。只不过，主堂如今搬到了旧城深处的一处旧希腊人聚居区，在一所摩尔拉瓦王子建造的希腊学校和一所苏菲学校近旁的坡下。每日的礼拜照常进行，修士们仍然使用索菲亚大教堂时代留下的乐谱，并使用拜占庭喉音唱诗。
牧首宅邸的墙上留着一幅用马赛克拼贴的古画：下令将索菲亚大教堂改建成清真寺的君士坦丁堡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将一份文书交到牧首手里，允许东正教仍将伊斯坦布尔作为宗教首都，允许东正教徒在伊斯坦布尔仍旧继续他们的宗教生活。
比起索菲亚大教堂紧闭的铜门被奥斯曼兵士的大砍刀破门而入的那个早晨，这幅画好像就是尘世中对东正教的一张护身符。我在牧首宅邸的底楼仰望墙上的牧首和苏丹在那个难忘的巨变之年的模样，我耳畔仍响彻着礼拜时修士们发出的低沉喉音。在主堂礼拜结束后，我想要面见牧首，我想问他：在这个渐渐伊斯兰化了的奥斯曼帝国都城，大街小巷都响彻着阿訇们嘹亮的阿拉伯呼礼声，“真主至大真主至大真主至大真主至大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东正教的牧首们坚持在始终未断过的呼礼声里住了五百年，这是为什么，在地理上意味着什么，在心理上又意味着什么，与罗马城里的梵蒂冈教廷相比，伊斯坦布尔的生活与信仰又是怎样的状况。
然而，这城里虽然已经五百年响彻呼礼，却终未将东正教完全覆盖。2015年我住在一座土耳其教会的东正教堂隔壁，到了早晨礼拜开始的时辰，仍能听到教堂钟楼里轻轻发出一声金属相碰撞时的“叮”。这座教堂院落里挂着国父凯末尔的大幅肖像，这个教堂居然是二十世纪初鼎力支持凯末尔改造土耳其为世俗国家的东正教堂。比起响彻全城的呼礼声里，它是那么安静，却也生机勃勃。
从那个东正教堂出来，街对面有栋古旧的公寓，在白漆门内，有一个光线沉稳的门厅，以及一团谜一般的寂静。连一声“叮”都没有，我走进去时不知道这里也藏有一座教堂。
是因为那沉淀在古旧黄色墙壁上的光线，我走进那扇门；是因为那细细的楼梯扶手，单纯优美地蜿蜒而上，我走上楼梯。然后，我听到顶楼有隐约的声音好像细雨般从楼梯井处轻轻落下，那声音引导我走上去，原来顶楼是一间圣徒潘塔利亚小教堂，属于高加索东正教。小小的礼拜堂里挤满了说斯拉夫话的信徒，拖家带口，手里握着几只掺了柏树汁的细蜡；那是我在火车穿越贝加尔湖时，在被白雪覆盖的小教堂里看到过的褐色蜡烛，点燃以后，满室树脂香。
我站在门口眺望，墙上的画像里是个年轻人，英俊异常，那就是圣徒本人。一个年轻女人碰碰我，说了声借过，就走进去了。她好像一条推开满塘荷叶的小船般地，随着人群的蠕动走向圣像那里。然后，我听到有人开始唱圣诗了。一种明亮而柔和的歌声，充满着斯拉夫式的纯净，让人想到处女。我还未曾听到过如此美好单纯的歌声。我听到一些齿音，一些大舌音；我想自己是听到了古老的斯拉夫语吧，我想自己是又遇到了圣徒基里尔。
东正教的圣咏总是让人难忘的。离如今的东正教主堂不远的金角湾岸边，有座属于保加利亚教会的东正教堂，通体都是生铁铸成的，但关了门。从主堂出来，沿着小街往西走，有个终日虚掩院门的院落，院子里有成群结队的野狗出没。这个院子里是个属于巴勒斯坦的东正教堂，供奉圣徒乔治，每年只开一次门，做一次礼拜，但由大祭司从巴勒斯坦带来教堂钥匙，来主持礼拜。从巴勒斯坦东正教堂出来不远，就是亚美尼亚教会的圣格里高利堂。它旁边的亚美尼亚学校早已废弃，但将内廷刷成淡紫色的教堂却仍每个礼拜天都开门礼拜，修士们穿着带有斗篷的黑色长袍，背后绣着一个大大的十字，站在圣像前歌咏。这个教堂里的格里高利圣咏从十六世纪至今，从未停歇过，即使这个街区里的信徒已寥寥无几，整个礼拜期间，只有两个信徒进来，五个修士和两个祭司也一丝不苟地燃香，布道，唱诗，祈祷。
在我看来，东正教在这座古城里渐渐长成了缄默而浪漫的古董，那些旧殿带着历史留下的种种古色古香，好像拜占庭精神的博物馆。在2015年的柯拉修道院墙上，我沿着修道院拱顶上的壁画，圣母向前的方向，找到了一所四方型的石头小房子，在树林深处。我觉得它长得好熟悉，就像塞尔柱城外夜莺坡上的圣母小屋。这些十三世纪的马赛克墙画里，我突然看到十九世纪才被确定的圣母终老小屋，这实在令我惊异。这所小屋是一位十九世纪的德国天主教修女梦中所见，她从未到访过土耳其。但人们终于根据她的梦境，在土耳其境内找到了圣母小屋。我在一个秋天前去圣母小屋，在小石屋里见到了圣母和修女的画像。现在，十三世纪墙画上的红屋顶已经不见了，但石屋完好无缺。这幅圣母故事在十五世纪时被石膏涂没，这座修道院也同时被改造成清真寺，到二十世纪，覆盖在马赛克上的石膏才被小心洗去，圣母和她的小屋也才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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